苏州股票配资公司 《风俗论》：为什么伏尔泰说中国人的历史写得最真实可信？

清朝的时候，有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向康熙皇帝介绍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圣经》以及撒玛利亚人的史书；康熙皇帝很快就发现这些书的内容彼此有很大的出入，为此质疑道：“汝等所笃信之书苏州股票配资公司，竟至自相矛盾？”

伏尔泰在《风俗论》里引用了这个故事，并且评论说：

“中国人在撰写帝王史之前，没有任何史书。不像埃及人和希腊人，中国人的历史书中没有任何虚构，没有任何奇迹，没有任何得到神启的自称半神的人物。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写历史，便写得合情合理。”

中国人的史书没有上溯到传说中的伏羲、女娲，更未提及荒诞的盘古开天神话，不像波斯人、印度人、希腊人那样全都上溯到万物的起源及宇宙的形成，对此伏尔泰说：“这种狂妄，中国人一点也没有。他们的史书仅仅是有史时期的历史。”

中国人的史书排斥神话与传说

中国最早的史书是《尚书》，以帝尧为开篇。在《尧典》里，帝尧只是个贤德的国君，他允恭克让、光被四表，通过选贤任能来实现政治治理，与后世的明君并无二致。他在位七十载，属于合理范围，并不像《创世纪》里的亚伯拉罕那样活到近两百岁。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故事只见于《诗经》，而未出现在《尚书》里。《汤誓》中的成汤也只是自称受命于天，“致天之罚”，而从未宣称自己是上天之子。尧、舜、禹、汤、武与桀、纣的区别，仅仅是德行不同，而非天人之别。中国人不像古希腊人那样，把自己的祖先说成神与凡人所生的孩子。

《史记》的《五帝本纪》取材自《大戴礼记》中的《五帝德》。《五帝德》里记载宰我问孔子说：我之前听荣伊说黄帝活了三百岁，“请问黄帝者人邪？亦非人邪？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对此，孔子解释说：黄帝并非什么天神，他是少典的儿子；只因他活着的时候，百姓蒙受其利益长达百年，死后百姓敬畏其神明又持续百年，之后百姓又遵从其教化长达第三个百年，所以才讹传说黄帝活了三百年。

孔子对黄帝卒年的解释，体现的就是一种排斥神话传说的历史观，这也是中国人修史的基本精神。

当司马迁在《殷本纪》里采纳传说，称契是其母简狄误食鸟卵感孕而生时，《史记索隐》便对这种荒诞的说法进行了纠正，引史学家谯周之言说：“契生尧代，舜始举之，必非喾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辨析契因其生父没有德行令名，故而才通过编造“天命玄鸟”的传说来神化自己。《周本纪》中，当司马迁因喜好神怪，继续编造姜原践巨人足迹而生后稷时，谯周又在《古史考》中进行批驳，说“弃，帝喾之胄，其父亦不著”。

班固在《汉书》里说，《尚书》上断唐尧，下讫秦穆公。“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可见，在帝尧之前的史料是存有“遗文”的，但史家因里面夹杂各种神话，“其语不经”，故而一概不取。体现的就是中国人排斥神话传说，只记载“有史时期的历史”。

中国人的史书建立在天文之上

伏尔泰在发《风俗论》里说：“中国的历史，就其总的方面来说是无可争议的，是唯一建立在天象观察的基础之上的。”

《尧典》里帝尧的一项为政举措就是“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有了可靠的历法，史官们才能够“曰若稽古”。

《夏书》里提到“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辰”是日月相会的意思，意指发生日食。作为掌天之官的羲和因“昏迷于天象”，未能及时通报日食，故而被胤国之君征讨。可知，在上古三代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把观察天象视为一件国家大事了。

《春秋》中，每遇到“日有食之”的现象，必然记载下具体的年月日。如果没有出现具体的日期，《左传》就会解释说“《春秋》不书朔与日，官失之也。”可知中国人对天象十分重视，即使未能记载下具体的日期，也必然要留下日食的年月记录。传教士戈比尔在考证《春秋》里所记载的36次日食时，只发现两次有误、两次存疑。

天象幽远，但中国人并未因此而忽略了天上的事物，除了日食以外，《春秋》中还有彗星、陨石、常星不见等各种天象记载。通过这些记载，“中国人把天上的历史同地上的历史结合起来了”——后人可以根据“天上的历史”来验证史书的可靠性，证明中国的史书经受得起检验。这体现了也是中国历史书一个重大优越性，伏尔泰就指出，巴比伦人虽然也记载了天象，有自己的星历表，但是这些星历表跟历史事实没有联系，难以形成互相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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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史书并非单纯的文字记录

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在《历史》的开篇中说：

“我所以要发表这些研究成果，是为了保存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使之不至于随时光流逝而被人淡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族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互相争斗的原因记载下来。”

这反映了希罗多德的历史观，他认为历史的根本目的就像日记、周记一样，把过去发生的事如实记载下来，以免被人淡忘。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过，这种历史观是未经反思的，尚处于积累材料的感性阶段。作者只是务求把自己听说到的事情记录下来，并且努力分辨各种道听途说的真伪，至于历史的用处，他也说不清，或许只是为了不让人们淡忘古人的丰功伟绩。

左丘明与希罗多德差不多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在《左传》中评论说：

“《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

公羊高则在《公羊传》里说：

“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

可知，《春秋》除了像《历史》那样，如实记录下某年某月发生某事以外，还有着更深一层的思想在其中。

孔子认识到，历史除了避免人们淡忘过去以外，还具有劝善惩恶、拨乱反正的教化作用。我们之所以不该淡忘过去，是为了要从过去的事情中学习道理。明白什么是是非，什么是贤良，什么是奸恶，什么是礼，什么又是非礼，做什么事情是合乎时宜，做什么事情又是违背天时。

例如，在记载到许悼公喝下大子止端来的汤药之后就死去，此事本在存疑之间，《春秋》却写作“许世子止弑其君买”，以此来饥刺大子止不问汤药是否有毒就进呈于乃父，进而责备事父不尽心之人，这种思想被后人称为“绳世”，建立了道德准绳。

中国人的史书具有“经世”思想

此外，《春秋》里还有另一层思想，那就是“经世”。《孔子世家》说，在西狩获麟后，孔子感叹道：“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於後世哉？”为了使自己的思想能够传播于后世，孔子才编纂了《春秋》；他把自己“尊王攘夷”的政治主张隐藏在这本历史书中，通过历史来讲政治，对乱臣贼子进行“笔诛”。

《春秋》既讥刺诸侯凌越天子，又贬黜卿大夫专权于诸侯国，认为这种“以下犯上”的做法导致了礼崩乐坏，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无法正常运转；《春秋》又抨击荆楚吴越之君僭号称王的做法，认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

《春秋》拥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使得这本书介于“经”和“史”之间，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司马迁就说：“《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经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与，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通过历史来讲述“王道”正是《春秋》的“经世”思想之所在。

据《太史公自叙》的记载，司马迁的修史初衷类似于希罗多德那样，仅仅是在记录。其父司马谈临终前曾叮嘱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为太史而不论载，废天下之文，予甚惧焉，尔其念哉！”要求司马迁继任太史之位后，要把汉兴以来的贤君忠臣事迹记录下来，以免后世遗忘。

司马迁在与壶遂问答时也说自己不敢效法《春秋》，只因汉兴以来，盛德巍巍，他作为史官，担心“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贤大夫之业不述”，有失职责，所以才“述故事，整齐其世传”，忠实的记录历史。

在遭遇宫刑后，司马迁的历史观出现转变，他追念西伯、仲尼、屈原、丘失、孙膑、不韦、韩非发愤著书的先例，打算“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编成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太史公书》。这本书把内容从“汉兴以来”扩充到“黄帝以来”，以便后人能够“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从历史中看到各种政权兴衰的大趋势，考究历代王朝兴亡的历史规律。

司马迁通过历史来观察历代兴亡的思想为正史定下了基调，乃至于千年之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发出回响，说读历史的目的在于认识那些“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道理。

中国人之所以重视历史，把“史”排在仅次于“经”的地位，就在于历史关乎国家的兴衰存亡，从历史中能够学习到有用的治国之道。所以苏州股票配资公司，史书得以凌越于诸子百家、诗文总集、工艺方术、释老二教、小说纪闻、医药卜筮、刑法旧典等各种书籍之上，成为古代最重要的学术及科举考试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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