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融资杠杆 表奖忠勋 知所慕效

对此，应莹表示将依法向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栗河冰

19世纪80年代，法国外交官谢满禄拍摄的昭忠祠大门。

19世纪末，崇文门内大街，左侧最上方（红色箭头所示）高屋顶处即为昭忠祠。

（清）贾全绘、乾隆帝书《御笔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之福康安画像

清朝中期名将富察·明瑞画像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位于北京西城区的报国寺古刹，留存了明清两朝诸多历史文化碎片，不仅有明末清初即出现的书市、清末的顾亭林祠，还有清代昭忠祠的遗迹。报国寺的第一进殿被称为昭忠祠山门，而第三进殿一度被称作昭忠祠，另外还有两通石碑，它们保存着“昭忠祠”这个名字，这背后是无数为国捐躯的英灵，以及清代军事作战史的缩影。

雍正帝的制度首创

清朝开国史本身就是一部军事征服史，并成为清帝国历史叙事的重要组分：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皇太极东征西讨奠定入关基础，至康熙朝，又有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击败噶尔丹等辉煌胜绩。军事立国的特点和尚武的民族传统，决定了统治者对武功的重视。昭忠祠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据史籍记载，雍正二年（1724年）谕曰：“朕惟《周礼》有司勋之官，凡有功者书名太常，祭于大烝，祭法曰：以死勤事则祀之，凡以崇德报功，风励忠节也……当于京城建立祠庙，春秋妥侑。其偏裨士卒，力战敌忾，舍生取义者，亦附列左右，用以褒崇大节，扬表芳徽，俾远近观听勃然生忠义之心，于治道亦有裨益。”根据谕旨，有司在崇文门内选址建祠，于雍正六年（1728年）建成。雍正帝为之命名曰“昭忠”，并御书“表奖忠勋”匾额，将为国阵亡的王公、大臣、官员、兵丁的牌位按照爵位、品秩排序，每年春秋选择吉日，派遣官员致祭。这便是昭忠祠之肇始。在有些文献资料中，昭忠祠也被写作昭忠寺，因位于京城，又称京师昭忠祠。

中国历代王朝素有褒扬为国牺牲者的传统。雍正帝的谕旨在文首便引经据典，在《周礼》之中寻找理论依据。不过，在以往历史上，为阵亡将士专门设立群体性祭祀场所的做法，是罕见的，常见做法是修建佛寺超度亡魂。唐太宗尚为秦王时，为纪念和超度阵亡将士曾建造应福寺（今陕西大佛寺石窟），后为纪念征高句丽阵亡的将士，在幽州城内兴建悯忠寺（武周时建成，今北京法源寺），这些均是依照佛教观念为超度亡魂而建的佛教庙宇，内里供奉的是佛像。而像西汉麒麟阁、东汉云台阁、唐代凌烟阁，乃至后来乾隆帝设立的紫光阁等供奉功臣画像的知名楼阁，都处在皇宫区域内，偏重于纪念性质，并不是一处独立的、专门用于祭祀的建筑空间，而且纪念的均是为王朝立下卓越功勋的重臣宿将，突出的是功绩。当然，以祠堂形式纪念忠臣良将的做法古已有之，多为某一人或某几人的专祠。明代有忠烈祠，所祭祀者也多系生前功勋显赫的官员。入清之后，在雍正朝之前，顺治、康熙两朝已经在北京为一些功臣建立过专祠，但能有专祠者，必然是身居高位的将帅臣辅。

雍正帝设立的昭忠祠，虽然在主要位置供奉的是地位、职衔比较高的王公、大臣、将帅，但同时将那些“偏裨士卒”的牌位也放入祠中“附祀”，强调的是“尽忠报国”，是为国捐躯。从这些开创性举措来看，以祠堂形式设立群体性的将士纪念和祭祀场所，并明确入祀人员、祀礼及祠堂规制，可谓是雍正帝的制度首创。

至雍正时，清朝政权已经稳定，在国家层面设立追悼为国捐躯的忠勇将士的专门机构，自然是雍正帝用来安抚臣民、笼络人心、延续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特别是对于普通兵士来说，虽然只是“附祀”的待遇，但能够与王公、大臣、将帅同在一处接受祭祀，也算一种进步了，有利于激励底层士兵奋勇作战、为国效忠。

昭忠祠的建筑规制为“正门五间，左右门各一，二门三间，左右御碑亭各一，正室七间……后正屋五间”，并有祭器库、宰牲所等附属建筑。《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载：“京师昭忠祠亦称敕建昭忠祠，建祠地址选在崇文门内。”从《乾隆京城全图》上可以看出，昭忠祠在崇文门内大街西侧的四王栅栏胡同一带（位于崇文门内大街与长安街交会口西南角）。这里自西向东排列着裕亲王府、经版库、昭忠祠和化成寺。四王栅栏胡同的名字，据说来自于居住在这里的安郡王岳乐，他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孙、饶余郡王阿巴泰第四子，与父亲一样战功卓著，曾晋为亲王。昭忠祠的正室、后殿之规格，跟附近的裕亲王府规制相似，似是将原有王府建筑经过修整改设再度利用。

雍正帝不仅创建了昭忠祠，还为“持躬正直、奉职公忠、树绩建勋、完名全节者”设立了贤良祠，好让“世世为臣者，观感奋发，知所慕效”。两祠的祭祀行礼仪节相同。与昭忠祠相比，贤良祠纪念和祭祀的主要是在政事上有所建树的官员，与昭忠祠互为补充，形成对称，共同构成清廷文臣武将的“群祀”场所体系。

英魂都自战场来

在北欧神话中，有一座名为“瓦尔哈拉”的宫殿，阵亡勇士的灵魂会被带到这里，所以瓦尔哈拉也被称作英灵殿，这听起来跟昭忠祠略有相似。终清一朝，为了解决边患、收复领土或是镇压起义、抵御外敌，兵戈连绵不息，昭忠祠作为军魂祭所，自设立之后，入祀英灵数量与日俱增。

第一批入祠的阵亡名单在雍正七年（1729年）出现。礼部会同工部太常寺堂官，将王公、大臣、官员、兵丁牌位按次安设，前大殿正中奉和硕敬谨亲王尼堪、英诚武勋王扬古利、定南武壮王孔有德等五人。雍正一朝，共有将帅、官吏一千五百余人入祠，附祀的兵丁共一万零三百余人。

乾隆年间昭忠祠的入祀人数十分庞大。其人员与事迹，堪称一部微缩了的乾隆朝军事作战史。入祀者，既有征金川阵没的数千名将士，为维护国家统一而在西藏壮烈殉国的傅清与拉布敦两人，还有在平定准噶尔因叛军围攻而殉国的班第、鄂容安，死于缅甸战场的明瑞、观音保等。在乾隆朝后期平台湾、征廓尔喀等重大战役中大放光彩的福康安，于嘉庆元年入祀。

起初，入祀者皆为死于王事之文武大臣及征战阵亡将士，“非阵亡者，例不入昭忠祠”。乾隆朝名将海兰察，在战场上十分勇猛，但“病卒于家”，乾隆帝为了表彰他的功绩，特许他入祀昭忠祠。通渭县典史温模，遇贼人作乱，率兵民固守七昼夜，粮尽城陷后，正衣冠北向拜，自缢殉国，其官职低微，但以舍生取义之壮举，特许入祀昭忠祠。

嘉庆七年（1802年），嘉庆帝下诏建各省昭忠祠：“直省府城各建昭忠祠一所，凡阵亡之文武大小官员及兵丁乡勇，各按本籍入祀致祭，其春秋祭品仪节，与直省祭贤良祠同。”又规定了文职三品以上、武职二品以上，以及八旗官弁入祀京师昭忠祠；四品以下文职，三品以下武职及绿营兵丁，按本籍入祀省、府昭忠祠；原来已经入祀者如故。

道光年间，在鸦片战争中壮烈殉国的裕谦、关天培、陈化成、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谢朝恩等文武官员入祀京师昭忠祠。咸丰、同治和光绪年间，列强环伺，为清廷战死者前赴后继，入祀者众多，如被捻军斩杀的僧格林沁、甲午中日战争中战死在朝鲜的民族英雄左宝贵。像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虽病逝而终，但都曾在战场上为清王朝续命立下大功，身故之后也入祀京师昭忠祠。

千秋怀义烈

中国传统观念重视身后祭祀，向往青史留名。雍正帝修建昭忠祠时便令翰林官对那些入祀者“纂其籍贯事迹，各为立传，彚成一编，垂诸永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乾隆帝又下诏让翰林院从天命年间开始，统辑昭忠祠前后诸功臣事迹，各为立传。昭忠祠的这些制度无疑应和了传统观念，成为清代褒扬义烈的重要措施。

至清朝晚期，昭忠祠又出现了新的形式，即特定地区或特殊军事组织的昭忠祠。例如，光绪十年（1884年），法国军舰突袭马江，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战后，朝廷特许修建马江昭忠祠，安葬将士遗骸。民国时，部分甲午海战烈士的牌位移入。两场海战中壮烈殉国的忠魂在此会合受祀。此外，为了纪念在中法战争陆战战场上御敌于国门之外而牺牲的将士，清廷于云南蒙自建立一所昭忠祠。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为纪念和追祭在甲午战争陆战中牺牲的毅军将士，清廷在锦州建造了毅军昭忠祠。

昭忠祠制度的发展变化，也成了清王朝内忧外患、江河日下的注脚。汉族大臣的政治地位以及在朝廷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的上升，在其中亦得以体现。曾国藩、左宗棠这两位晚清军政名臣都是昭忠祠和贤良祠皆入。李鸿章1901年身故之后入祀贤良祠，只因彼时昭忠祠已毁于战火，未能入祀。曾李两人，又引领了为湘军和淮军建造昭忠祠的热潮。曾国藩先后为湘军阵亡将士奏请修建了石钟山湘军水师昭忠祠、金陵湘军陆师昭忠祠、湘军水师昭忠祠和官绅昭忠祠。李鸿章则为淮军阵亡将士先后奏请修建了无锡惠山昭忠祠、武昌淮军昭忠祠、苏州淮军昭忠祠、保定淮军昭忠祠、巢湖淮军昭忠祠和天津淮军昭忠祠。另外，台湾首任巡抚、淮军将领刘铭传在台北修建了淮楚昭忠祠。

“平三藩，汉将西北为多。靖三省教匪，蜀将竞兴。东南海寇横，闽帅踵起。湘楚武臣，戡平粤乱。剿捻一役，参以皖将”，从《清史稿》这句陈述不难看出，为了拱卫畿疆、维持统治，清王朝越来越依仗地方军队执行作战任务。曾国藩在其撰写的《湘乡昭忠祠记》中回忆湘军“一县之人征伐遍于十八行省”，而吴汝纶在《合肥淮军昭忠祠记》中直接写道：“天下有事，取兵于相国（指李鸿章），相国辄分遣淮军应之。”这些话语固然有夸耀成分，却也反映出以湘军、淮军为代表的汉族团练武装，已经成为清王朝国防作战系统中的主力军。建昭忠祠，既为慰藉亡者灵魂，亦安抚生者，树立榜样，激发效忠之心。风雨飘摇的晚清王朝为了获得汉族大臣及其背后的军事集团的效力，不吝“昭忠”之名，作为军事集团首领的汉族大臣也会借抚恤之机尽力争取各种待遇，壮大己方声势。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京师昭忠祠被毁。1903年张之洞等人向朝廷请求重建昭忠祠。此时东交民巷已成使馆区，昭忠祠不可能在原址上重修。所以这些大臣们建议将广安门内被炮火焚毁的报国寺原址修缮，改为昭忠祠。得到批准后，军机大臣鹿传霖负责督建，并于1907年动工。当时国库空虚，仅靠朝廷拨银根本不敷使用，于是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等人募集十六万两白银充为工程款，才得以完工。只是此时清王朝的寿命已走到尽头，难聚民心。

民国时期，蔡锷将军病逝后，时任云南陆军第一师第二梯团第三支队支队长的朱德，与当地官员联名倡议为蔡将军铸造铜像并为阵亡将士建立昭忠祠。此义举虽未能实现，但由此可见股市融资杠杆，昭忠祠作为纪念和表彰阵亡将士的象征，其祭奠忠魂、慰藉英烈、寄托怀念、激励后人之功用，已经深深植入社会观念之中，影响深远。（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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